联合国新闻 - 全球视野, 常人故事

在这个冬季，蒙古国90%以上的地区遭受到“白灾”带来的威胁。虽然该国几乎每年都会经历这种独特的天气现象，但这次的情况似乎尤其严重。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空间技术应用处负责人王克然认为，气候变化无疑加剧了蒙古国“白灾”的强度，而早期预警则是减少灾害风险的关键。他还强调，要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及应用，以早日落实联合国提出的《全民预警行动计划》。

对于“种族隔离”这个词，您一定并不陌生，在纳粹的统治下，在民权运动前的美国南方，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南非……种族隔离都曾以不同的残酷面孔出现过，是国际公认的危害人类罪行。然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在阿富汗这个南亚国家，还有整整1400万人仅仅由于她们身为女性的缘故，蒙受着严重的歧视和践踏——那就是性别隔离。根据人权专家的观点，塔利班施加的性别隔离同样应当构成危害人类罪。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陈子盈的报道。

在中国，教育资源在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分配上的不均长期以来都是一大社会挑战。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一些民间社会力量也在积极采取行动，力图缩小和弥合这种差距。在1月24日“国际教育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几位工作者。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2023年，肆虐了全人类整整四年的新冠疫情不再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世界似乎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回到正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愈演愈烈，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发展鸿沟不断拉大，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秩序岌岌可危。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联合国努力弥合分歧，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寻找希望。

全球瞩目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仅将各国领导人和谈判代表汇集在一起，同时也让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聚集一堂，共商全球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寻找这个事关人类生存的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一位来自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请听特约记者杜佳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程琛的采访。

12月13日落下帷幕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自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以来最重要的一届会议。本届会议不仅完成了对气候行动的首次全球盘点，并且就制定“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达成了一致。而对于来自中国的青年气候倡导者许望来说，这次会议同样意义非凡，因为这标志着他与气候变化大会共同走过十载。在与《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对话中，许望分享了这十年来他本人和广大青年群体在气候议程中的角色蜕变，以及对于推动实现气候目标的切身感悟。

“反对性别暴力 16 天行动”是一项国际民间社会主导的运动，从每年的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开始，到12月10日“人权日”结束，它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暴力侵害妇女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新闻》在今年的“16天行动”期间采访了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明天、12月13日落下帷幕。过去两周的谈判中，重点议题有哪些，谈判最困难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采访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明天、12月13日落下帷幕。过去两周的谈判中，重点议题有哪些，谈判最困难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采访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专家、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院院长王毅。

为了让人工智能最大程度地造福于全人类，同时遏制它可能带来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就人工智能的治理进行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多学科共治的全球性对话，并为此在今年10月底组建了一个高级别咨询机构。作为该机构39名专家当中的一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类脑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毅日前接受了《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专访。他在畅谈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挑战的同时，也对其全球治理体系和咨询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电视是传播信息、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的主要工具，是当今世界交流和全球化的象征。1996年11月21日至22日，联合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电视论坛，主要媒体人物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齐聚一堂，讨论电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年，联合国大会将11月21日定为“世界电视日”。

在今年的“世界电视日”之际，《联合国新闻》就电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采访了《凤凰卫视》前著名记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移民往往承担着最为繁重、薪酬最低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度往往也是最低的，甚至没有。即使是这样，在很多吸纳移民的目的地国，仍然存在着排外情绪，充斥着各种各样抵制移民的言论。对于这些现象，联合国的人权专家是如何看待的呢？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废弃塑料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中积累起来，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目前海洋中的塑料大约在7500万至2亿吨之间。如何消除这些漂浮在海洋中的塑料污染、帮助恢复海洋生态环境是一项全球挑战。发起于中国浙江省台州市的“蓝色循环”项目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有效途径，并在最近荣获了2023年度联合国环境署“地球卫士奖”。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张惠兰的报道。

来自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玛格丽特·萨特思韦特（Margaret Satterthwaite）去年10月被任命为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在履职满一年之计，她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首份报告，聚焦于世界各地法律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司法空白。同时，她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司法干预在促进人人享有诉诸司法机会方面的积极前景。请听《联合国新闻》邹合义对萨特思韦特所做的专访报道。

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奥斯卡获奖演员、女权倡导者娜塔丽·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应邀来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媒体区，接受了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明（Melissa Fleming）的采访。波特曼在访谈中就如何促进性别平等，赋权妇女和女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李扬的报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在纽约举行了部长级对话，讨论了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以及如何采取具体行动，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危机。该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问题司司长卡维·扎赫迪（Kaveh Zahedi）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阐明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开发署副署长徐浩良做客可持续发展目标媒体区，与媒体进行了对话。徐浩良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介绍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请听《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阿富汗是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国际援助机构在阿富汗正面临着严峻的资金来源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不得不停止向1000万阿富汗人提供援助。粮食署驻阿富汗代表、国家主任李筱薇（Hsiao-Wei Lee）告诉《联合国新闻》，削减粮食援助给阿富汗造成了严峻的后果。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召开之际，一个独立科学家小组发布了一份新的联合国报告，呼吁根植于科学的变革，让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重回正轨。潘家华是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参与撰写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独立科学家小组成员，他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介绍了报告的制定过程、现阶段发展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首创了地球大数据理论与方法，他带领团队建立了地球大数据理论框架、技术结构和科学方法，奠定了数字化链接地球物理空间、社会和人类活动空间的理论基础。在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召开之际，郭院士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采访。

慈善是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共同未来做出的最佳投资之一。联合国将每年的9月5日定为国际慈善日，就是为了动员和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及非政府组织通过志愿和慈善活动帮助他人，展示慈善事业在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减轻人类苦难方面的作用，让世界看到慈善组织和个人的努力。在今年国际慈善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北京益行者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向顺，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2023年8月28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发布了一份权威指南（第26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首次明确确认儿童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该指南指出，面对日益加深的气候危机，在环境决策中必须考虑儿童的意见，并强调，在培养儿童采取行动、倡导和保护自己免受环境危害方面，环境教育能起到关键作用。一位参与“一般性意见”制定的儿童顾问团成员阿尼瓦·克拉克（Aniva Clarke）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展示了儿童在环境工作中的作用。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在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联合国同奋战在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者共同表明，我们#无论如何#，会坚定不移地为所服务的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一位来自中国的人道主义者郝南通过《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分享了他参与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的经历。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联合国于6月12日发布了一份有关数字平台信息完整的最新政策简报。简报指出：虽然数字技术是保持社会联系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也助长了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传播，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威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甚至可能导致暴力和死亡。大规模传播虚假信息会给人类带来生存风险，并危及民主制度和基本人权。《联合国新闻》就此议题采访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青年可谓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火炬手”，因为他们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议程行动和政策的受益者，也是设计者和参与者。在8月12日国际青年日到来前夕，《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三位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实践者。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数字平台是改变世界各地社会、文化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工具，但同时也使谎言和仇恨得以迅速传播，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从数字空间的边缘激增为主流，联合国自身也遭受负面影响。长期报道联合国事务的中国记者徐德智对此深有体会，甚至还把辟谣当作报道工作的一部分。请听《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报道。

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通过以来，全球在打造“无烟社会”的征途上已经走过二十载。为了帮助各国将公约所要求的减少需求战略落到实处，世卫组织在2007年还推出了被命名为MPOWER的烟草控制系列措施。过去15年间，随着覆盖国家的数量成倍增加，这些措施正在成为更多人抵御致命烟草危害的“护身符”。请听《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7月13日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脑神经技术研究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出席了会议，和与会人士交流了脑神经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它可能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以及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上的讨论和共识。蒲慕明就此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不论是在电影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滚滚沙尘遮天蔽日，吞噬了沿途的一切，将白昼变成黑夜，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沙尘暴会造成多方面、跨部门和跨国界的影响，但全世界对其危害的认识普遍不足。在首个“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到来之际，联合国呼吁公众加强相应的风险意识，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开展合作，共同应对这一灾害。请听《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报道。 

水是生命之源，江河湖海则是地球关键的生态系统。对于人类发展与生物多样性来说，保护这些水体环境至关重要。在中国，素有母亲河之称的长江就正在得到持续的保护修复，而代表性物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变化无疑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联合国新闻》这就带你跟随一位追逐江豚的摄影爱好者去湖北宜昌一探究竟。请听邹合义的报道。

废弃物非法贸易是一种最严重的环境犯罪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无废弃”倡议（Unwaste）汇集了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旨在打击欧盟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废弃物走私，支持向循环经济的转型。“无废弃”项目协调员约安娜·科图蒂乌（Ioana Cotutiu）近日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

目前联合国在全世界一共有12个维持和平行动。截至今年3月底，其中共有2258名来自中国的维和人员。他们奋战在联合国位于南苏丹、塞浦路斯、黎巴嫩、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阿卜耶伊地区和中东等9个维和行动中。李理中校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目前在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执行任务。在5月29日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李理。

长期以来，各国一直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进步。但是，经济并不能主导一切，GDP也无法体现一个国家在社会福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取得的进展或出现的退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呼吁，不能“不顾一切地视环境破坏和退化为经济进步”，需要建立与GDP相辅相成的进展衡量标准。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近期召开了官方统计数据高级别论坛，探讨GDP之外的统计措施。论坛期间，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首席统计师张砚春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介绍如何利用人类发展指数弥补GDP的不足。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王海霏的报道。

健康的植物有助于消除饥饿、减少贫困、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使用对环境友好的生态种植，对保护植物健康至关重要。在5月12日国际植物健康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每个人提高认识并付诸行动，保持我们的植物健康。就此，《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中国山东省从事生态农业的王延静，请他介绍了在农业种植中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平衡的实践和探索。

一年两度的“世界候鸟日”旨在帮助人们了解在全球范围内候鸟面临的威胁以及候鸟生态的重要性，从而凸显出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的紧迫需要。按照惯例，今年的世界候鸟日被定在5月和10月的第二个周六，也就是5月13日和10月14日。《联合国新闻》为此采访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主任杨晓红，请她介绍了近年来候鸟保护工作在中国取得的进展。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2015年，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今年则是执行这项议程的中间节点，但由于受到多重相互关联的危机影响，整个世界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严重脱轨”。为了重新给人类追寻可持续未来的征程注入动力，我们不妨从一位科幻作家的视角来汲取灵感，在由想象力构建的无数个未来世界中回望当下。请听《联合国新闻》邹合义的报道。

自闭症是一种从幼儿期开始显现的终身神经系统疾病。不论患者的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状况，与神经系统差异相伴的污名化和歧视长期阻碍着自闭症的诊断和治疗。当前，世界各地自闭症高发，但人们对这种疾病仍然缺乏了解，这对患者个体及其家庭和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4月2日“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到来之际，一对养育自闭症孩子的夫妻彭灼西和李春砚与《联合国新闻》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人认识自闭症，了解自闭症人士和家庭的处境，以及他们对社会的需要和期望。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2022年12月14日，联大第七十七届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3月30日为国际零废物日。零废物日旨在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支持社会向循环型转变，并提高人们对“零废物倡议”如何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认识。实现零废物需要社会各个层面采取行动。深圳市城市环境文明大使、公益机构零废弃促进会会长许楷楠接受了《联合国新闻》采访，强调环保从个人做起以及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3月21日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的主题聚焦于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紧迫性。《世界人权宣言》声明，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所有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和肤色等任何区别。然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两位美籍华裔平权倡导者。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去年年底，来自中国的高级法官高晓力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成为这个法庭首位来自中国的法官。今年3月，高晓力到纽约总部审理案件之时，正值世界各地庆祝3月10日第二个女法官国际日之际。联合国上诉法庭是一个怎样的机构？高晓力作为一位女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着怎样的思考？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记者黄莉玲采访了高晓力。  

今年2月24日标志着俄罗斯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一周年。这场战争对全球的地缘政治、金融体系、粮食与能源安全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克兰不仅经历了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而且承受了广泛且严重的环境破坏，这对生态系统、人们的健康和生计、经济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陈庆龄的报道。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12月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圆满落幕，通过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导世界在2030年之前为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及恢复生态系统等问题所需做出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份框架是“人类与自然缔结的和平协定”。

2008年8月1日，经过国际社会的多年努力，禁止使用、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集束弹药的《集束弹药公约》正式生效。11月16日，5个致力于推动禁止使用集束弹药的非政府组织发表了《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总结了《集束弹药公约》生效以来，在禁止使用集束弹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所存在的挑战。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集束弹药是指散射或释放在撞击之时或之后引爆的爆炸性子弹药的弹药。根据不同的模式，集束弹药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的数量少则几十，多则可超过600个。在武装冲突期间，如在人口密集区针对军事目标使用集束弹药通常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武装冲突结束后，很大一部分已经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未能引爆，造成生活在广大面积内的平民大量意外伤亡，并阻碍了诸如公路、铁路和电厂等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

《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编辑委员会主席斯蒂夫•古斯（Steve Goose）在日内瓦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集束弹药公约》实施一年以来，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极大的热情，认真落实《公约》的具体条款，从销毁库存到清理受到爆炸影响的区域，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国家为此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古斯：“现在已经有111个国家加入了这份公约。在《公约》生效仅仅一年之后，能让世界大多数国家加入令人印象深刻。在这111个国家当中，有66个已批准该条约，受到所有公约条款的法律约束。45个国家签署了公约，但还未完成公约的批准程序。但即使是那些仅仅签署的国家，也具有不生产、使用和储存这一武器的义务。这111个国家不仅包括那些不具有、且从未使用过集束弹药的国家，其中也包括38个在以前曾经生产、使用、出口或储存过这种武器的国家，有些曾经还是使用这种武器最多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

《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显示，有11个缔约国已完成储存集束弹药的销毁，这些国家是阿富汗、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摩尔多瓦、黑山、挪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此外，还有13个国家承诺在公约规定的8年限期内，销毁储存的集束弹药。

《报告》指出，《公约》缔约国已销毁了近60万件集束弹药，这包含着6450万枚子弹药。两个最大的集束弹药储存国德国和英国曾分别拥有6700万枚和3900万枚子弹药，但它们已将库存销毁了一半。有5个国家签署但还未批准该公约，可是这几个国家实际上已完成了销毁全部库存的工作，他们是安哥拉、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匈牙利和伊拉克。

《报告》显示，《集束弹药公约》自2010年8月1日生效以来，又有2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其中包括遗留集束弹药问题比较严重的阿富汗、波黑和黎巴嫩。28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有3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即签署和同时批准《公约》，他们是格林纳达、斯威士兰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报告》强调，2010年至少有近6万件未爆子弹药在全世界的清理行动中得到销毁，有18.5平方公里遭受集束弹药污染的区域得到清理。

《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编委会主席古斯指出，在全球消除集束弹药取得骄人的积极进展之时，有一些国家却在推动一项降低标准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试图允许集束弹药的继续存在。对此，他表示深深地遗憾。

古斯：“目前在日内瓦正在发生一件非常独特、前所未有和令人不安的事情。众所周知，一项旨在全面禁止集束弹药、具有高标准的国际公约在一年前生效，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而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一些政府却在这里就一项新的、但却包含着低标准的有关集束弹药的条约进行谈判。在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不能令人容忍之处在于，事实证明，已经生效的《公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人道主义领域已产生巨大影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而一小部分国家正在拼命努力创立一部国际法律，允许集束弹药继续得到使用。”

古斯指出，在日内瓦热衷于新条约谈判的国家包括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它们都是以前使用过集束弹药、但未加入《集束弹药公约》的国家。

《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指出，集束弹药导致1万6921人伤亡，而所有的幸存者在康复过程中都需要得到持续的支持和帮助。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国际法院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联合国常设机构。11月10日，联大和安理会在同时进行数轮投票后选举出国际法院的5名法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资深国际法专家薛捍勤女士。那么，法官候选人是如何产生？他们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国际法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哪些作用？法院对那些案件具有管辖权？让我们从以下专题中进一步地了解国际法院这一全球司法权威机构的组成和运作。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郑南的报道。

经过联大和安理会的分别投票，参加竞选国际法院法官职位的8名候选人中，来自中国的薛捍勤等5名候选人当选，担任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从明年2月6日开始。

国际法院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负责联合国的司法事务，处理国家间的争端，并解答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提出的法律问题。国际法院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规定运作，而《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均为法院《规约》的缔约国。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9年，可以连任，每三年改选5名法官。法官由联大和安理会选举产生，提名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大全体成员国的过半数支持，即至少９７票赞成，以及至少８个安理会成员的认可方能当选。

国际法院的法官以独立身份审理案件，不代表任何国家政府。各国有权向法院推荐候选人。法院法官名额按照地域分配原则：5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3名来自非洲，3名来自亚洲，2名来自东欧，2名来自拉丁美洲。虽然没有任何国家自动有权在国际法院中占有一席，但按照惯例，１５名法官必须全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安理会的５个常任理事国各占一个名额 。如果在审理某个案件时，法院没有来自涉案当事国国籍的法官，该当事国可为案件选派一名专案法官，专案法官与国际法院的法官有着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自1946年国际法院开始运作以来，处理国家间争端的诉讼案件约占国际法院工作的80%。在过去，诉讼案件通常涉及传统的国家间争端，如边界争端、海洋划界和外交保护，后来诉讼案件越来越涉及到其它领域，例如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环境法、使用武力以及国家的国际责任等。此次当选的来自日本的法官、现任法院院长小和田恒指出，法院判决结果为终身判决，不得上诉。

小和田恒：“（英文）国家在依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在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同时，他们也承担了执行法院判决的义务，法院的所有判决都具有约束力，而且是终审判决，不能上诉。如果一国拒绝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可以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4条提出建议，或决定应采取的措施，以执行判决。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 因为法院的判决具有极强法律、道德和外交上的权威。”

法院处理的另一项任务是解答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提出的法律问题，即提出咨询意见。这类案件占法院工作的20%。小和田恒指出，法院对诉讼案件的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咨询意见却不同。

小和田恒：“（英文）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与判决不同，咨询意见本身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对于咨询意见的执行与否完全取决于提出咨询意见的联合国机关或专门机构任何对待，有时一国可能与一个国际组织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由该组织出面请求国际法院就争端事项发表咨询意见，并且同意将此意见作为争端问题的最终定论。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国际法院在法律和道义上的权威，法院的咨询意见占用很重要的地位，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它们的司法实践中都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加以考虑，从而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院自成立以来共做出了近30个咨询意见，如在2004年发表了以色列当局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这是法院历史上评价最高的咨询意见之一。应联大要求对此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是在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史久镛当时担任法院院长时处理的事项之一。

史久镛：“（英文）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在适当考虑本咨询意见后，审议还采取何种行动，以停止修建隔离墙及其有关制度造成的非法局面。”

国际法院的职能是陈述法律，并依据国际法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法院不能象立法者那样创造新法，它的任务是阐明、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规则。

截止目前，法院审理案件总数为151个，共做出100多个判决，所有判决都已付诸执行。

小和田恒指出，国际法院做出的各项决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案件涉及的国家和组织，国际法院做出的咨询意见常常对千百万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

小和田恒：“（英文）虽然国际法院本身不能阻止国家诉诸武力，但是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承认的机构，作为一个促进和平的宝贵机制，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更加努力地在为全体会员国服务，国际法院竭尽全力支持联合国实现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

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2007年，美国黑水保安公司人员以自卫为由，射杀了17名伊拉克平民，有关这一案件的法律诉讼至今仍未产生结果。最近一年中，有关雇佣军卷入科特迪瓦和利比亚冲突的消息又纷至沓来。联合国有关雇佣军问题的工作组11月1日指出，越来越多的雇佣军及私营军事和保安活动增多正在带来各种人权方面的挑战，建议国际社会通过一项公约，对此类活动进行监管和问责。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苑星普的报道。

2007年9月16日，美国黑水保安公司人员在巴格达为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车队提供护送，在经过市区的尼苏尔广场时，保安人员以自卫名义开枪射击，导致17名伊拉克平民死亡、20人受伤。然而，由于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主导建立、负责管理伊拉克各项事务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曾授予所有与军方签订合同的承包商豁免权，导致这一案件无法在伊拉克法庭审理，而案件在美国司法系统中的审理程序也举步维艰，至今仍未产生结果。

联合国有关雇佣军问题的工作组负责人帕泰尔（Faiza Patel）11月1日在纽约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一案件充分展示了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可能带来的侵犯人权问题以及目前对此类侵权行为进行起诉的难度。

帕泰尔：“（英语）由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授予承包商的豁免权，黑水公司的涉案人员不能在伊拉克法庭被起诉；在美国，也就是现在改名为XE公司的原黑水公司所在国，起诉过程尚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事件发生四年之后，这一刑事案件在美国法庭仍处于候审阶段。2009年，美国和伊拉克签订了《部队地位协定》，其中就豁免问题作出了规定，取消了部分承包商的豁免权，这显然使局势有所改善，因为很大一部分承包商再也无法在伊拉克法庭享有豁免权，但这个《协定》仍存在问题，一是没有对承包商进行清楚的界定，因此有些承包商可能不在《协定》管束的范围内，另外，众所周知，美军计划于月底撤出伊拉克，这意味着《协定》很快将会失效，从而将造成外国承包商在伊拉克地位很不明朗的局面。工作组认为，伊拉克政府急需关注此事。”

2010年11月，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后，拒绝下台，导致该国陷入动荡和冲突，直到今年4月初效忠巴博的军队被支持当选总统瓦塔拉的部队击败，巴博本人也遭到逮捕，这场危机才宣告结束。有消息称，巴博曾在冲突中使用雇佣军作战。在今年2月至10月利比亚冲突期间，利比亚原领导人卡扎菲也被指动用了雇佣军。帕泰尔表示，她领导下的工作组计划访问这两个国家，将对这些指称进行调查。

帕泰尔：“（英语）我们在科特迪瓦和利比亚首先要开展的工作就是确定事实，我们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了一些指称，另外一个比较可靠消息的来源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他要求立案调查的申请书中，也提到了有关科特迪瓦雇佣军的问题，前总统巴博领导下的科特迪瓦政府被指招募了4500名利比里亚雇佣军，这些人卷入了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活动。在利比亚，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冲突中使用了外国战斗人员，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这一点。在获知这些指称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理想的情况就是对这些非法活动进行起诉。”

帕泰尔指出，目前对雇佣军及私营军事和保安活动进行监管和问责存在很多法律上的障碍，事实上，很多国家并不存在这方面的法律，而即使是在南非等存在相关法律的国家，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帕泰尔：“（英语）南非在这方面的法律属于开拓性质，因此，显然会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南非这个国家，就会意识到，在历史上，南非人曾多次被招募到国外从事雇佣军活动，而他们的许多犯罪活动是在南非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因此南非政府必须要依靠其他国家来获得证据，而这从来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把雇佣军视为非法，因此缺乏请求国际法律援助的犯罪根据，这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加艰难。此外，雇佣军开展活动的国家往往处于非常混乱、法制薄弱的状态。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帕泰尔表示，尽管雇佣军及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人员侵犯人权的问题可以通过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来处理，但从长远上看，要有效地对这些人员进行监管和问责，必须要通过国际立法来实现。

帕泰尔：“（英语）我认为需要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明确规定哪些是允许或不允许开展的活动，促使世界各国制定法律，对此类服务的出口进行监管，而且应当明确规定各国的管辖权，以免出现这方面的漏洞，导致那些人权被侵犯的受害者无处伸冤。”

帕泰尔表示，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已经提交了一份旨在对私营军事保安公司进行监管和问责的国际公约草案，目前各国正在就此进行讨论，她希望各国早日弥合分歧，达成一致。

苑星普，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全世界有1200万人不具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这种无国籍的状态不仅给他们个人的生活带来了种种苦难，有时甚至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在8月30日《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通过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难民署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关注无国籍者的处境，早日为他们找到出路。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苑星普的报道。

1991年12月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了各自独立的国家。原苏联公民塔季扬娜•莱丝尼科娃（Tatianna Lesnikova）怎么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她和家人都变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莱丝尼科娃：“（英语）我们在俄罗斯出生，但是当俄罗斯宣布独立的时候并不在那里生活，乌克兰也不接受我们，因为在乌克兰独立的时候，我们未能达到在居住期限方面的要求。”

在乌克兰独立后不久，莱丝尼科娃前往美国生活，但在这个国家居住了20年之后，她仍然是一个无国籍者。尽管美国的法律允许授予一些难民永久居民的身份，但无国籍本身并不足以构成难民的条件。因此，莱丝尼科娃一直无法获得美国居民身份，甚至还因此受到过拘禁。

莱丝尼科娃：“（英语）好像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坍塌，被颠倒了过来，那种感觉让人非常震惊。我没有挣扎或者抗议，但还是被粗暴地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他们把我关进车里，然后又走进我的公寓里，把我的儿子从床上拽了起来，也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他当时还穿着睡衣。我试着鼓励他，告诉他这也许是个错误，我们不是罪犯，不是杀人犯，我们什么错事也没做，他们会放我们走的。别担心，别担心！”

莱丝尼科娃一家的经历并不罕见，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全世界有1200万人都处于没有国籍的状态，由于不具有公民身份，他们往往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住房、教育和保健，还可能无法拥有财产、开立银行账户、办理结婚手续和为自己的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有些人甚至遭到长期的拘禁。

难民署负责无国籍问题的官员马克•曼利（Mark Manly）表示，造成无国籍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家解体、分裂或者独立，此外，基于族裔、宗教等因素的歧视、不同国家的国籍法存在矛盾等原因也导致了无国籍问题的出现。

曼利：“（英语）孩子尤其容易受到无国籍问题的影响，事实上，问题经常在孩子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原因很简单，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孩子取得的国籍是以父母的国籍为基础的，如果父母没有国籍，孩子也就没有国籍，就这么一代一代地恶性循环。有时候，父母可能拥有国籍，但由于种种原因，孩子还是不能获得国籍。世界上大约有30个国家尤其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妇女的时候，因为在这些国家，妇女无法把国籍传递给孩子，只有孩子的父亲才可以，因此，如果父亲没有国籍，或者由于受到其祖国法律的某种限制，无法将国籍传给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无法获得父母任何一方的国籍，变成了无国籍者。”

曼利指出，无国籍问题不仅会妨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

曼利：“（英语）无国籍问题有时是导致强迫流离失所和冲突的一个根源。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群体的人由于他们的身份、语言、宗教或族裔而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有些时候被剥夺了国籍，他们的证件被夺走，他们被从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沦为难民。这正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曾有过的经历，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他们被剥夺了国籍，驱逐到伊朗，成为了难民。我们还曾看到，当无国籍问题持续相当长时间之后，就可能变成导致武装冲突的根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

联合国在1954年通过了《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又在1961年通过了《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为保护无国籍者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框架，但目前分别只有66个和38个国家批准了这两个公约。曼利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这两个国际公约，并以此为指导，致力于解决无国籍问题。

曼利：“（英语）难民署希望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解决无国籍问题。首先，我们希望各国签署一套共同的准则，以避免和减少无国籍问题，并保护无国籍者的权益，我们希望各国的国籍法能够符合国际标准，这样人们就不至于成为无国籍者，比如，让所有的妇女都能够把国籍传给自己的孩子，这样孩子就不会没有国籍。我们也希望，在国家层面上采取创造性的解决办法，让那些目前没有国籍的人能够获得国籍。最后，我们还希望，在无国籍者获得国籍之前，他们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待遇。”

苑星普，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瑞典食品和生物技术研究所撰写的题为《全球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损失和浪费基本相同，分别为6.7亿和6.3亿吨。其中富裕国家消费者每年浪费的粮食为2.2亿吨，几乎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粮食净产量相当。 报告估计，欧洲和北美消费者每人年均浪费95至115公斤的粮食，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南亚地区每人年均仅扔掉6至11公斤，但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生产和收获过程中出现的粮食损失现象非常严重。

卢塔拉迪欧（NeBambi Lutaladio）是粮农组织研究作物培育与人类生计的专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粮食损失主要出现在生产和加工阶段，而粮食浪费则出现在销售和消费阶段。

卢塔拉迪欧："（英文） 粮食损失和浪费分别出现在生产和消费层面。粮食损失问题主要出现在粮食生产和收获方面，在粮食种植、收获、收获后和加工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北非、西亚、中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损失问题严重，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差，技术水平低下，在粮食生产系统中投资不足以及市场销售链薄弱等。粮食浪费现象主要出现在消费环节，问题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国家，如欧洲和北美地区以及工业化的亚洲国家，零售业和消费者将完全可以食用的食物扔进垃圾箱。"

卢塔拉迪欧警告说，撒哈拉以南这一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粮食损失现象非常严重。据粮农组织、世界银行与英国自然资源研究所合作编写的《丢失的粮食：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收获后粮食损失案例》报告估算，该地区每年的谷物总产值为270亿美元，但每年收获后粮食损失的总价值则高达40亿美元，而这一部分的流失如果能够避免，则可以用来满足4800万人一年的最低粮食需求。

卢塔拉迪欧："（英文）生产系统的薄弱使粮食生产从播种、生产直至收获后过程均出现了大量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因此有必要改善生产技术，我们应该在生产各环节找出在哪个环节出现粮食损失和浪费，并对这些环节加以改善，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导致粮食损失的因素包括粮食发生腐烂、变质或者受到害虫、真菌或细菌侵蚀。此外，粮食质量差导致价格低、缺乏市场机会造成经济损失等也是造成粮食实际损失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和发展非常重要，使技术得到改良，基础设施及时到位。"

卢塔拉迪欧指出，全球共有9亿2500万营养不良者，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粮食，而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则被浪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全球应增加70%的粮食产量才能在2050年满足全人类的粮食需求。

卢塔拉迪欧强调，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比纯粹增加粮食产量更为有效。

卢塔拉迪欧："（英文）我们应该大大减少粮食损失。为此我们需要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中增强减少粮食损失的意识。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都要采取一些措施。如我们应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往往在购买食品时超出他们的所需量，造成食品浪费。比如说，买3送1之类的促销活动会导致消费者多买，导致浪费，超大包装和注重外表包装的餐食同样也会造成浪费，还有一些餐馆喜欢推出定价自助餐，消费者往往吃的过多，浪费也多。我们在改变消费者态度的同时，还要在家庭、社区、国家、地区和国际等不同层面提高公众对减少粮食浪费的意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从政策上支持和帮助广大民众改变态度。我们还应该加强宣传，将政策制定者包括进来，从政策和立法层面，考察粮食供应链的有效性，在供应链各个环节减少粮食浪费。另外还需加强对研究工作的支持，以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战略中。在粮食出现在供应链时，应该解决粮食储藏基础设施、运输、加工以及包装等问题。各国政府可以加强对道路和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加强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卢塔拉迪欧呼吁人们节约资源，确保世界上所有人的口粮需求。他指出，粮食损失和浪费意味着水、土地、能源、劳动力和资金等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要解决人类日益增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增加粮食产量所面临的挑战，各利益攸关方应从政策、法律和道德方面减少粮食损失，并杜绝浪费现象。

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6月20日联合发布了首份《世界助产服务状况》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58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助产士的状况，其中没有包括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助产服务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在围产医学方面有着近20年临床和教学科研经验的庞汝彦博士，她在退休前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公室生殖健康高级项目官员。

庞汝彦在采访中对中国目前的高剖宫产率表达了担忧。她指出，中国每年出生的1300万新生儿中有近一半是在手术刀下降生的，没有医疗指征的剖宫产不仅使几百万妇女"从顺产变成了难产"，除了对母婴健康造成影响外，还浪费了大量的卫生资源。

庞汝彦："世界卫生组织做一个Global Survey（全球调查）, 我们是随机地取了两个省，加一个首都北京，就算三个省。每一个省随机地取7个医院，一共是21家医院。在三个月的时间，分娩了1万4千多个妇女，剖宫产率是46.5%，那就很高了，接近50%了。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24个国家里，平均的(剖宫产率)是25.3%。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承认是最高的。"

在中国，剖宫产存在着地区不平衡性。在沿海地区，剖宫产率超过5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70%或80%。庞汝彦分析了造成发达地区高剖宫产率的社会因素。

庞汝彦："大家就觉得，剖宫产不疼，时间短，我30分钟进到手术室就出来了，很多人想的就是怕疼、怕受罪。比如说，我去调查的时候问一个妈妈，你为什么想剖腹产，还没有分娩呢？产妇旁边的她的妈妈就说了，为什么不剖腹产？我们那时候生孩子受了大罪了，那是因为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受罪了。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中国还有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四、二、一家庭，那么多的长辈给这一个怀孕的妈妈特别大的重视，很多孩子出生体重都特别大，像3.5公斤的就很普遍，大夫很害怕出来以后有什么问题，所以就给剖了。另外，产前教育做得不够，把怀孕的妈妈当作大熊猫了，要好好地喂她，营养过剩，孩子都长得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计划生育，她就生这一个孩子。如果我要生两个、三个孩子，第一个我就得考虑要不要剖。如果我要剖的话，生第二个、第三个就有问题了。如果就生一个，她就不用考虑后面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么多的家庭就等着这一个孩子，期望值特别高，把大夫、护士产科的这个职业变成一个高风险职业，出了问题了，如果给剖了，就没问题了。如果没给剖腹产，做了半天的工作，真出现窒息了，或者什么问题了，那医护人员就要承担责任了。所以这种医疗纠纷特别多，所以大夫、护士为了躲避这种医疗纠纷、减少这种压力，所以剖腹产也多。"

在西藏、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山区，医疗服务欠缺，剖宫产率仍在5%以下，许多产妇出现难产也未能及时进行手术。2009年，中国孕产妇的平均死亡率是约每10万活产婴儿有32人死亡，东部地区是19人，而西部地区则达到48人。从人数上来说，全国当年有5000-6000名孕产妇在妊娠或分娩过程中死亡。

庞汝彦强调，在贫穷落后地区要加强能力建设，让当地医疗系统在面对难产时有能力开展剖宫产，挽救母亲与婴儿的生命。她同时对那些不必要的剖宫产造成的健康后果表达了担忧。

庞汝彦："自然分娩、阴道分娩是人类的自然的繁衍过程，你能把50%的孩子从肚子里拿刀拿出来，这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自然的。而违反自然就要受到惩罚。对妈妈来说，通过自然分娩生完孩子应该就没事儿了，而对她切了一道，生理的问题变成医疗干预了，然后有麻醉的意外、有出血的意外。不管有没有意外，她是一个病人了。经过我们对1万4000多母亲做完破腹产后的调查，妈妈出血、或者妈妈住了高危的ICU（重症监护室），这些都比自然分娩要高得多。从长远来说，比如说她要生第二胎的话，疤痕子宫或者对以后的手术都会有影响的。对孩子来说，(这方面的)研究的是很多的，比如说破腹产的孩子有运动失调的情况，过敏的多，哮喘的多，这种研究都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在国际上，产科医生、助产士和护士的职业和责任极为明确。但在中国，严格来说，在职业划分和医疗教育中都不存在助产士，这也是造成产科医疗干预过多和高剖宫产率的原因之一。

在多数西方国家，助产士需要在接受大学四年护士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再经过18个月的专门培训和资质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助产士。中国助产士的来源以中专和大专毕业的护士为主。她们的助产技能多是经过在产房有经验的护士通过非正规的师徒式的传授得来，这种传授方式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其质量很难加以保证。以北京大学的护理系为例，大专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为一周，生产实习三周；本科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仅为一天，生产实习三周。随着医院剖宫产率的提高，不少学生在见习、实习期间连一例自然分娩都没见过。

庞汝彦："1928年我们建立了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助产学校已经是蓬勃发展了，很多了。当文化革命的时候，就把助产士取消了，就觉得培养医生和护士就够了。到后来文化革命完了以后，大家觉得这支队伍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接生都要大夫接生，大夫培养起来他的代价就比一个助产士要多多了。很多人就提出来要恢复助产教育。另外助产士应当是介于产科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所以就觉得这个职称系列也应该有，过去这个职称系列也取消了，就没有，现在也是，就算你是助产士，但是在医院里提升的职称里没有助产士，就是大夫和护士，你技术再高也是护士，都是大夫接生或者护士接生，所以对于自然产的一些问题，就没有很好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助产教育。"

由于中国在助产领域缺乏完善的临床、培训、教育和资格认证体系，在这方面也难以同国际接轨。中国到目前仍然没有成为由75个会员国和88个助产协会组成的国际助产联盟会员，仅以观察员身份到会，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了正式会员。

庞汝彦表示现在不少人都提出要求在医疗教育体系中单独设置助产专业学科，并在医疗机构中设立助产士职称系列，同时开展相应的执业资格考试，加强对中国专业助产士队伍的建设。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在其2011-2015年的国别方案中将协助中国卫生部加强培训和倡导，推动助产职业制度化的进程。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在此次联合国为纪念世界第四个"自闭症日"而举行的系列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公益纪录片《我爱电灯柱》（Loving Lampposts）的全球首映式。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的主人公正是本片的制作人和导演、美国知名电影人德茨纳（Todd Drezner）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山姆。

（音响，电影原声）

德茨纳："（英语）我的儿子山姆特别喜欢电灯柱。我们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家的旁边就是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那里有他最喜爱的四根电灯柱，而且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山姆非要定期去看望他的这些‘朋友'？在他三岁生日后不久，我和妻子带他去看了医生，发现山姆原来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今天，平均每１００名儿童当中就有１人罹患自闭症，而在３０年前，这一数字是１：２５００。这意味着世界上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家长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心情......"

家长："（英语）大夫说，我的儿子只有３０％的机会......学会开口讲话、独立上厕所和自己吃饭，而且可能一辈子都需要特殊护理。我感到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变得漆黑一片。"

家长："（英语）我带着女儿走进幼儿园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们，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怪物？我感到气愤、羞辱、委屈、无奈......我记得自己在不停地吼叫：这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

很多家长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患上自闭症会遭到社会如此的排斥，让周围的人躲之不及？到底什么是自闭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授迈克尔•菲尔斯特（Michael First）说，最常见的对自闭症的定义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菲尔斯特："（英语）自闭症是一种发育障碍和残疾，其症状主要从观察行为特征中得知，主要表现为：语言交流障碍，社交互动困难，行为重复刻板，以及活动和兴趣范围具有显著局限性等。"

然而，很多家长都和德茨纳一样，对这一定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质疑，毕竟它只对自闭症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而没有明确解释导致自闭症的根源所在。美国知名自闭症专家劳拉（Joanne Lara）表示，自闭症的概念在１９４３年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专家坎纳（Leo Kanner）首次提出至今，其病因在医学界一直没有定论。

劳拉："（英语）我不认为自闭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的有些病人虽然被诊断发现有自闭症的症状，但事实上他们患有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炎症或者血糖不稳等健康问题。对症下药之后，很多人的自闭症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如果自闭症不是一种将伴随终身的精神疾患，而且能够得以治愈，为什么它却是目前世界上患病人数增长最快的严重病症之一？据联合国方面统计，全球自闭症患者人数现已突破６７００万，其中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数量预计将超过患有糖尿病、癌症和艾滋病儿童的总和。德茨纳在自己的纪录片中指出，媒体针对自闭症的

（音响，新闻报道现场）

德茨纳："（英语）当脱口秀‘女王'奥普拉（Oprah Winfrey）留着眼泪告诉观众、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无法感受父母对他的爱'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揪心，但对我而言却是忧虑和恐惧。我知道山姆永远不可能获得和正常儿童一样的教育和机会，他以后怎么生存？谁来养活他？我开始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偏方，很多医生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他们的研究发现可能并未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可和推荐......"

（音响，纪录片原声）

医生："（英语）自闭症跟环境中的化学品有关。大脑在形成过程中一旦接触到某些化学物质，便会妨碍神经系统的发育。所以，我们必须消除有害的环境毒素，一方面，孕妇应停止接受某些药物治疗，比如萨立多胺（一种镇静剂）、米索前列醇（一种治疗溃疡的药物）或者丙戊酸（一种抗痉挛药）等。另一方面，我建议孕妇选用纯天然有机产品。对于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成年人，我特别推出了这本食疗食谱，其中有很多有效的方法来清除患者体内的毒素，而且我们可以为患者度身订制一日三餐，确保他每天摄入的营养中没有荷尔蒙、抗生素、农药等有害物质的影响，并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原......"

从购买治疗自闭症的各种书籍、ＤＶＤ，到参加所谓专家的讲座；从选择昂贵的绿色无公害有机食品，到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德茨纳在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深感身心疲惫，已经６岁的儿子山姆依然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依然坚持要把不同颜色和种类的蔬菜分开吃，依然每天要去公园给他的电灯柱讲故事......但同时，山姆的词汇量大的惊人，算术能力比同龄的孩子要强很多，而且他记得过去发生的每一件小事的每一个细节。自闭症真的是一种疾病吗？或许，它仅仅只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德茨纳在自己的纪录片中大胆地提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想法，并进而引领观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闭症患者这一长期被社会所忽视的脆弱人群的生存现状。

４６岁的罗斯是一名现代舞编导，同时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罗斯："（英语）照顾我的人在某些时候总会感到束手无策，或者说你不能依靠别人一辈子，所以我开始从自己的世界慢慢走出来，用我的想象力来开始新的生活。"

罗斯无疑是比较幸运的

潘基文秘书长在"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的致辞中也特别提出，要尊重自闭症患者等残疾人的权益。他要求国际社会，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对自闭症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消除对自闭症患者等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共同创造一个公正、仁爱的社会，给予所有人真正的尊严和权利。

潘基文："（英语）罹患自闭症的儿童和成人面对耻辱和歧视带来的巨大挑战，而且无法得到支持。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应付许许多多的障碍。有太多的人遭受可怕的歧视、虐待和排斥，这些都侵犯到他们的基本人权。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支援，按照罹患自闭症的人的技巧和优点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并改进公共教育以便更好地适应有自闭症的学生的需要。采取上述各种步骤，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并惠及自闭症者及其亲人和其他的人。这将是一条漫长的征途。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迈向一个更有爱心和包容心的世界。"

程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自从8月下旬以来，在缅甸的罗兴亚人为了逃离暴力和迫害背井离乡，前往邻国孟加拉国避难，至今已有大约60万人越过边境，来到孟加拉国一侧。如此之多的难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抵达给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当地收留社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方面的压力。为了帮助应对这一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联合国于10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募捐会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此次会议共获得 3亿4400万美元的资金承诺。请听联合国新闻李茂奇的报道。

位于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居住着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他们长期在缅甸遭受系统性的歧视，甚至没有国民身分。由此，罗兴亚人与当地的若开族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并反复引发族裔暴力。今年8月25日，据称若开邦北部30个警察站及警察总部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后，缅甸安全部队发动了“清剿行动”。自从最近冲突暴发以来，截至目前已有大约60多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在孟加拉国避难。罗兴亚人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使其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和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为了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填补人道主义行动所需援助资金的缺口，人道协调厅、移民组织和难民署于10月23日在日内瓦与欧盟和科威特共同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认捐会议，为捐助方提供向罗兴亚难民表达团结并分担责任的机会。

联合国和合作伙伴最近为罗兴亚人发起的联合应急计划总额为4.34亿美元，目标是维持和扩大已经开展的人道主义努力，满足罗兴亚难民及其所在社区共120万人的需求。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Felippo Grandi）在募捐会议结束时宣布，35个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和各组织已承诺捐助3亿44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援助罗兴亚难民和收留他们的社区的援助行动。

格兰迪：“自从8月25日以来，包括今天针对援助罗兴亚人所募集到的资金非常重要，它将使我们可以对援助行动进行结构上的规划和组织，不仅向罗兴亚人提供帮助，同时还向收留他们的孟加拉国政府和所在社区提供帮助……长期以来罗兴亚人感到孤立无援，今天这种感觉会淡一些，国际社会通过募捐向他们表达了声援。我们也希望这种支持不要太过于短暂，因为解决罗兴亚人的流离失所和无国籍状态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支援。”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洛科克（Mark Lowcock）和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William Swing）在10月16日为此次募捐呼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呼吁国际社会加紧努力，和平解决罗兴亚人的困境，结束他们绝望的流亡，并支持东道社区，以确保罗兴亚难民最终安全和体面地自愿返回。

洛科克在23日的募捐会议上表示，目前所面临的这场罗兴亚难民危机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应对方案。他表示，这场危机不是一场孤立的危机，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迫害、暴力和流离失所循环的最新体现，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目前在若开邦仍然在持续。而人道援助人员目前仍在通行方面受到严重限制，使他们提供援助的能力大大受到削弱。

洛科克：“缅甸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募捐会议。10天前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对缅甸的仰光、内比都和若开邦的北部进行了访问。缅甸与联合国之间就罗兴亚人问题进行的讨论将会继续。目前我们也在时常听到缅甸方面做出一些宣布，例如孟加拉国的部长明天将要对缅甸进行访问。我们将会对有关事态进行密切的跟踪。目前联合国迫切地敦促缅甸方面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停止暴力、允许人道主义通行和为罗兴亚人安全和自愿返回创造条件。”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曾将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北部的行动描述为“种族清洗的教科书式的事例”。他指出，缅甸政府否认罗兴亚人的政治、公民、经济和文化权利，其攻击行为似乎旨在“强制转移大量人口并使其无法无返”。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上个周末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他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发生的罗兴亚难民危机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令人震惊，危机所构成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在该地区和世界其它许多地方是前所未有的。

斯温：“在援助罗兴亚人方面，现在似乎一切都是优先事项。但重中之重是为90万人提供临时居所，其中的60万人是最近两个月抵达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地区的。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注册、食物、健康、水和卫生服务。我们在这里需要向罗兴亚人所表现出的坚强韧性表达敬意。我们也敦促缅甸当局为他们的安全、自愿并以有尊严的方式返回以及恰当的社会融入创造条件。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为此提供持续性的支持。我们理解，世界上其它地方，如非洲和南亚的武装冲突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希望在解决世界其它地方的危机时不要忘了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痛苦。”

欧盟和科威特是除了联合国系统之外发起组织这次捐资会议的主要合作伙伴。它在认捐会议上承诺为解决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再捐助3000万欧元。在此之前，它已慷慨解囊捐助了2100万欧元，使欧盟的捐助总数达到了5100万欧元。欧盟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管理事务的专员斯戴里阿尼迪斯（Christos Stylianides）由于正在对南苏丹进行访问，因此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他在通过视频向捐助会议发表讲话时表示，向缅甸罗兴亚人提供声援是一项道德义务，他将在下周代表欧盟前往孟加拉国同罗兴亚难民会面，并对当地的一些受到欧盟赞助的援助项目进行视察。

斯戴里阿尼迪斯：“我在几个月前在对缅甸进行访问时亲眼目睹了罗兴亚人所受的痛苦。他们需要得到帮助的紧迫性一点都不比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少。为他们带来希望是我们的一项责任。此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程序向他们提供帮助至关重要。欧盟支持联合国人道协调厅、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为此所开展的工作。我们也将逐渐加大欧盟自己在当地的存在。我在下周对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地区进行访问时将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欧盟将站在你们的一边，欧盟没有忘记你们。欧盟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